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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文化的成长与省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孟  威

【摘要】饭圈是青少年最真实的一种生活方式,呈现出基于年龄要素而产生的差异文化的特点,因而,可将其视为一种当代青年亚文化。饭圈文化形成了“爱”的自组织结构,发挥出有限权力强制力,但其群体决策权、所有权、控制权旁落,娱乐资本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因此,要使饭圈文化步入主流文化,不仅需要拥有独特的话语表达和行为风格,还需具有吸纳形塑更广泛社会群体的理性、规则,以及实现共同价值目标的资源与能力。

【关键词】饭圈文化 参与性民主 文化工业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9.007

近年来,饭圈文化的成长令人刮目相看——原本散漫的自发行为,借助资本连接成型于社交媒体,在与现实并行不悖的虚拟空间,重构粉丝生活,成就了一个新的文化群体。本文以饭圈文化为焦点着力解答如下疑惑:借力社交媒体,饭圈传播带来了怎样的文化改观?不断被看好的饭圈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现实关系如何?它是否真正展现了赋权民主、摆脱控制的一面?文化成长的价值何在?对青少年及主流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而,不管对这些问题得出何种结论,一个不可否认的前提是这些年轻的粉丝族群,不论男孩女孩,他们推动着我们思考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演变。

“饭圈”为何?——一种亚文化的成长轨迹

“文化是个很含糊的词”,[1]对于“文化”概念的解读历来是多视域的,但就饭圈文化而言,雷蒙·威廉(Raymond Willis)给出的定义听起来更切中要害——“文化即生活方式”。[2]饭圈就是青少年最真实的一种生活方式,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助力形成,以符号、文本为表现,由技术、观念、行为、态度构成的自成一体的生活体系。这种生活方式有其独特性,可归属“在一个大文化区域中那些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亚区域”,[3]呈现出基于年龄要素而产生的差异文化的特点,因而,可将其视为一种当代青年亚文化。

饭圈雏形出现于20世纪80、90年代。像京剧票友一样痴迷于影视艺术、狂热崇拜和追逐影视明星的年轻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被赋予“追星族”称谓。他们以影视作品《霍元甲》《上海滩》中的男女主角为偶像,为刘文正、童安格等歌星着迷。他们是娱乐文化的主体,也是海报、大头贴、文化衫等产品的消费主力。追星族以学生为主,行动带有自发性、个体化、分散化特点,成为最潮最耀眼的一群人。

跨世纪兴起的选秀节目,为追星族重置了具有烟火气的名称——粉丝。“粉丝”是fans的音译,原本用以形容那些“狂热介入球类、娱乐或商业活动,仰慕、迷恋影视明星或运动明星的人”,[4]进而引申为“对特定人或事物拥有强烈兴趣或赞赏的人”。[5]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冠军PK赛的选手们,在粉丝群的高调簇拥下进入大众视野,显示出霸屏娱乐节目的气势。节目成功的背后,粉丝功不可没。他们亲历现场高举灯牌、纵情呼喊,以最真实的姿态为喜爱的选手加油助威。他们活跃幕后,联络亲友,通过网络、手机短信等方式拉票投票,其狂热令人震惊。《超级女声》一时间带动起一批选秀节目。在这一阶段,粉丝团队作用显现,粉丝团会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划活动为偶像站台,但活动大多局限于线下,其行为的利与弊引发了主流文化界的激烈争论,粉丝捧红“庸俗艺术”[6]的观点颇具主导性。

粉丝群正式以合理合法姿态傲然于主流文化视野,得益于中国互联网普及20年之后。2014年,伴随社交媒体平台技术应用的成熟,鹿晗等流量明星走红,“粉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7]2018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偶像养成类综艺节目爆红后,粉丝团拥有了一个更具亲和力的名字——饭圈。粉丝名称变了,行为范式亦展现出新特点,首先,群体的联系更为紧密。追星不再单打独斗,出现了明星后援会这一负责事务管理的新建制。其次,成员身份更具行为标识性:共同出资、打榜与反黑。最后,圈群活动自主性增强,追星与造星渐趋融合。

从语义上理解,“饭圈”是一个通俗化的集合性名词,“饭”即“粉丝”,“圈”增添了群体边界、区隔、限制的意涵。可以说,称呼的改变宣告了一个独立文化圈层的建立,表现出粉丝借力于互联网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以食为天”,称谓亦多了份亲切和理直气壮的味道,显示出当代青年亚文化行为趋向的普遍性、大众化与合理化。

饭圈文化认知:相通性与局限

关于粉丝文化的认知,国内外的研究存在相通之处,主要集中于对抗性和创造力的揭示。提出粉丝经济概念的学者费斯克(John Fiske)认为,粉丝文化是“影子文化”“与官方文化相对立,强化大众文化的同时,征用并重塑官方文化的某些价值和特征”。[8]海布迪奇(Dick Hebdige)认为粉丝文化的“另类”表现在挪用主流文化符号,在对立的语境中为其赋予新的意义,形成对抗的表达方式。[9]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以“盗猎者”和“游牧民”隐喻粉丝群体,认为粉丝与文本创造者展开了“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斗争”,是“生产权力策略”与“消费战术”的较量。詹金斯(Henry Jenkins)修正德赛都理论,认为粉丝创造出独特、持久的社群文化,具有更为自觉的结构,构建了一个生产者掌控之外的艺术世界,其行为更具生产力和创造力。[10]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虽不赞同粉丝精英观,也否定将粉丝视作“心智不成熟、缺乏责任感的人”,认为粉丝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表现在“有组织而不是混乱的,可以生产出一种‘要义地图’”,引导人们“投入世界”。[11]

一方面,国内学界注重对“娱乐至死”、信息茧房、群体性孤独[12]等理论的阐释和验证,持续展现了研究的保守性;另一方面,反对“污名化”的声音明显增强。如杨玲激烈批驳“大部分精英知识分子要么对粉丝现象视而不见、不屑一顾,要么就将粉丝看成是消费意识形态的可悲受害者”,[13]认为粉丝应被作为反抗“‘礼崩乐坏’的混乱”“犬儒主义的蔓延”“拜金主义的侵蚀”“现代都市生活的冷漠和隔绝”的“顽固的理想主义者”看待。一些研究开始发掘粉丝/饭圈文化背后的对抗-建构意义,强调从场域、建构意义、社会干预等角度给予饭圈理解和宽容。如刘迅、张喻萱认为,粉丝群体“以互联网为中介和场域积极建构出自我投射的意义集合”,[14]有研究更乐观地认为饭圈“蕴含有鲜明的人文精神特征”。[15]

角度和路径拓展固然呈现了对粉丝/饭圈渐进的认知,但过度集中于对抗性、创造性的意义发掘仍存在局限。直接针对饭圈文化议题的研究,论证逻辑常带有鲜明的二元对抗论色彩,一些结论标签化痕迹明显,尚未走出非此即彼的观点之争。还原理性,对于一种文化的考察,更需深入其复杂性与发展性之中,不仅追溯其生成、流变的历史,也要理清其语义及所指涉概念内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将其置于社会宏观语境中考察其所处位置、依存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力量的作用,进而发现它对于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而这正是本研究的意旨所在。

参与性文化中的民主幻象

群体最广泛的互动造就了饭圈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参与性。将粉丝活动与参与性文化对等看待,詹金斯较早作出了概念界定:即“粉丝与其他消费者被邀请积极参与新内容的创造与循环”。[16]他认为,这种参与性文化具有如下的特点:一是表达参与的低门槛。二是对创造和共享强烈支持。三是非正式师徒制。四是信任作贡献的成员。五是有一定社会联系的成员。

参与性文化特质的揭示激发了学界对于民主的想象。如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和威廉姆斯(Anthony Williams)提出,消费者可以“扮演积极角色”成为“对个人和社会有意义的物质基层用户”,他们的共享、写作、混合、使用和改变,必将导致“新经济民主的出现……我们所有人都起到了带头作用”。[17]克雷·舍奇(Clay Shirky)的研究则从技术理论方面给出支持,认为社交媒体能够“让人们把空闲时间作为全球共享资源,利用其优势设计出新型合作参与和共享模式”。[18]

粉丝参与性文化导致民主自然呈现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却令人怀疑,一个基本的问题在于,它将生产与使用结合的技术可能性置换为社会改变的必然性。技术潜能如何激发人们主动地寻求社群认同和团结,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民主的社会架构,尚缺乏令人信服的佐证。相反,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同粉丝群体的争斗不断升级,如在明星各自饭圈“一边倒”的舆论大战之下,社交媒体更易形成偏见风靡的氛围,而不是创造出以对话、倾听为特征的民主环境。

从构成参与式民主的基本条件审视,第一,参与式民主强调决策参与,它包含在决策过程之中。第二,参与式民主需能够显示出平等性。个体需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个体利益也要被平等地考虑。[19]第三,参与式民主对于公众具有发展的价值:使他们能够享有自由、锻炼能力、贯彻平等。[20]然而,分析饭圈成员在社交媒体中的相遇,他们虽然能够通过集体的意趣共享内容,但这种参与性尚未匹配构成民主的基本要件。

饭圈中大多数人无法参与到决策之中,而是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其一,消费者身份和组织架构使他们无权进入或缺少进入决策过程的条件。饭圈文化的参与性发生于三个层面:生产、选择和传播,主要通过“微内容”的创造来实现。网民个性化的内容生产、挑选、创意构思,以及互动中意见的交织、汇流虽很有价值,但却属无偿付出的部分。大多数成员通过社交媒体和关系网络连接起了网民文化的创造性,但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无条件地将创造合盘托出,既无经济利益回报,也缺少决策权利的获享。与此同时,他们还要自掏腰包打榜超话,为明星见面会、演唱会买单。其二,这种参与是态度而非意愿的、有限的参与。表象上,饭圈成员可以引发话题、设计行动,以自己的意愿促进共识达成,但事实上,饭圈成员大多只是通过认同,表达对明星偶像的两种态度——要么拥护(偶像),要么反对(偶像竞争对手),明星最终以何种形象示人,决定权并不在他们,饭圈的意愿大多悬浮于辅助的参考层面,这构成饭圈文化参与难以全面落地的现实——人数与关注的扩展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呈现,但造星民主决策的壁垒依然存在。其三,所有权始终是决策参与的核心,在这一点上,饭圈的绝大多数成员更无权益可言。他们只是通过开放途径卷入造星运动之中,增加或减少明星的流量,而偶像始终是与他们权益无关的他者,他们的时间、精力和投入其中的智力创造被无条件占用。这样,参与式民主便停滞在文化表达的象征性层面:作为具有创造性生产能力且互动活跃的饭圈成员,他们所享有的只是民主的幻象,其实质是象征性民主与工具理性一拍即合,忠实与需求被悄然置换为文化商品的附加物。

资本、控制与文化工业“盗梦者”

不管饭圈文化的参与者们享受到了何种自由,一个潜在却无法忽略的事实是,他们始终没有摆脱资本的羁绊与控制,不仅如此,他们为文化工业注入了超乎寻常的新资本,使娱乐业更加有利可图。

饭圈传播存在一种独特的控制结构:居于头部的可称为顶层,是决策层,由打造明星的出资方掌控。他们向饭圈开放其文化运作的逻辑。居于其下的可称作推广层——明星后援会。其核心人物“粉头”与资方关系密切,有的就是明星团队成员。他们会被邀请加入明星行动策划创意之中,与资方、明星商议发展大计,因而,也常是粉丝羡慕的对象。对于粉丝来说,粉头是消息灵通人士,且追星经验丰富,可以发挥类似于意见领袖的作用。一方面,他们会将资方意图千方百计地通过后援会传达给饭圈成员,为粉丝设计、引导行动方向,确定规定动作;另一方面,后援会吸纳粉丝意见,也能够传递或融入到明星发展蓝图之中。推广层有一系列部门作为运作机构,可被视作连接资方、明星与饭圈成员的桥梁,进而成为饭圈文化的一股显在控制力量。位居基础层的是饭圈成员,他们出于情感、兴趣、实现等目的参与活动,提供关注、制造事件、贡献流量、壮大队伍,又有铁粉(不问偶像成败始终忠实热爱和坚决支持的人)、唯粉(在了解某一成员所属团体及其成员基本情况前提下,只喜欢这一成员——爱豆的粉丝)、CP粉(痴爱综艺娱乐等节目中被设置为一对情侣的粉丝)、黑粉(反对某明星、恶意抹黑或挑拨明星与粉丝之间关系的人)等之分。就个体来说,有的成员身份单纯,有的持交叉身份。一些成员会申请加入后援会或组建后援分支机构,完成共同任务。饭圈外围还存在一个平台层,如微博、QQ群、百度贴吧、豆瓣社区等,是饭圈成员的活动场域,也是一种平行控制力的来源。这样,饭圈传播形成了严密系统,其闭合循环维系了资本控制的牢固性:资本控制意见领袖(指粉头/核心层) 意见领袖控制后援会 后援会控制饭圈成员 饭圈成员/分支机构控制媒介事件 媒介事件控制社交平台/算法/流量 平台/算法/流量把控社会公众关注,同时具有对明星及公司、意见领袖及后援会、应援站、饭圈个体成员及事件信息的控制力(如图1)。

更进一步探析,明星公司是强有力的资本操控方,能够直观显示明星的商业身价,并会“想尽一切办法鼓动粉丝,争取利益最大化”。[21]比如,他们会成立专门的数据统计机构,在固定时间推出显示明星排名的统计坐标以“鞭策”粉丝打榜。他们会建立明星流量及其变现的监测体系,衡量明星价值,捕获商业机遇。对于公司来说,基于热度、流量和数据的明星号召力和粉丝购买力是资本获益的最重要来源。

外层社交平台也是经济利益的主要受益者。比如,新浪微博近年来推出的明星势力榜、超话等应用借力饭圈获益颇丰。2019年,微博第一季度增值服务营收就达到5800万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22]平台因为拥有用户在线行为和个人信息数据,拥有算法等技术操控手段,也掌控着支持或关闭用户、渠道的隐蔽权力。

“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对于饭圈成员来说,打榜表达对偶像的喜爱和忠诚,花钱是必选项,这构成明星资本的一个新来源。2018年,某选手在参加《偶像练习生》节目时,投票集资超过200万元,有报道称,粉丝为让他守住第一位置,花费了超过1000万元购买虚拟花。2019年仅势力榜收入就超过1亿元。[23]

通过系统的循环运行,饭圈资本控制产生了这样的独特之处:第一,经济利益与文化利益密切了交换关系,偶像和粉丝结成一种不对称的利益共同体。表面看,粉丝趣味收编了娱乐明星、产品,资本服务于饭圈文化利益。实际上,娱乐工业时刻没有放松反收编,他们成了饭圈文化理想的“盗梦者”,并得以通过粉丝互动把握资本的前进方向。与此同时,饭圈打赏亦成为明星资本的关键部分,因而,经济利益与文化利益的交换并不对称。第二,最大赢家是资方主导的娱乐产业。商业资本通过流量数据的支撑形成强大影响力,饭圈不遗余力地为其呈现梦想导向并提供消费保障。当代青年亚文化控制悖论便由此形成——饭圈群体或可通过新增资本方式影响偶像进退,但就个体而言,控制力不仅与他们无关,反而使他们被商业资本套得更深,追星行为变得更癫狂,甚至因过度沉迷引发暴力冲突等新问题。

结构功能与权力运作:作为“爱”的自组织

可以说,饭圈系统层级鲜明,资本控制力强而隐蔽,形成了富有特色、运作有力的自组织结构(如图2)——饭圈成员按照相互默契的规则,各尽其责协调行动,自动地发挥职能作用,共同提升了饭圈文化的影响力。饭圈自组织主要由核心层(粉头)、管理层(子系统)和基础层(饭圈)三部分构成。从核心“粉头”到管理层再到分支机构和普通粉丝,自组织包含了若干职能明确的子系统、次级子系统,后援会子系统成员担负不同的责任分工:可细分为美工组、文案组、数据组、宣传组、反黑组、财务组等,保证技术、策划、宣传、传播功能的相互配合。后援会子系统通过入会方式掌控饭圈成员,一些成员又自觉建立了国内国际不同地域的次级子系统——后援分支机构组织,而分支机构在不同的活动中又可分化出更次一级的应援站等小组织机构。这就保证了信息广域甚至全球范围的流畅传通。不仅如此,饭圈自组织还具有反馈系统的高效能,其内部信息流动公开,各后援会、应援站会开设社交媒体账号,随时发布信息供成员监督、回馈。结构功能的复杂和有序性,使饭圈得以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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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自组织的特点在于,第一,目标明确,即系统、子系统、分支机构分工合作,共同为偶像做好应援。第二,饭圈具有组织规则,表现在显规则与潜规则两个层面。如“羊村粉丝公约”要求“接送机粉丝不要有大声喧哗、拥挤、推搡等影响公共秩序的行为”“应援自家偶像时,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因过于激动伤害到其他人”等,[24]这是“羊村”饭圈全球共享的显规则。而明星保护意识、打赏反黑行为等则构成了主导群体的潜规则,若不遵循此道,新粉难以入圈,老粉也会遭到嫌弃,这样,即便发生过“粉头”圈钱跑路的事故,饭圈成员依然报以“宽容”态度,出资打赏的热情不曾动摇。第三,特殊语言符号——拼音简写构成饭圈文化身份标志。比如,dbq代表对不起,pyq表示朋友圈,zqsg意即真情实感等,不了解这些用语,就不能迈出“和Z世代(指1995~2009年间出生,受互联网、即时通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深度影响的人群——笔者注)愉快交流的第一步”。[25]

权力关系是理解饭圈自组织的关键。知识界对于权力的认知主要包括两种维度。一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权力观。马克斯·韦伯将权力定义为“能够以有利于强化行为者自身意志、利益、价值观的方式不对称地影响其他行为者作出决定的能力”,是“在社会行动中遇到参与行动的他人反对时也要实现自己意志的机会”。[26]二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社会结构理论视野下的权力,即权力是“变革的能力”——“对一种事件进行干预,以致以某种方式变革事件的能力”。[27]马克斯·韦伯理解的权力强调强制性、统治与不对称的关系,[28]吉登斯则倾向于从力量对称分布的社会系统中去理解因变革而产生的权力。

从语义上看,吉登斯的权力内涵似乎更能够显示出互联网社群所拥有的力量。在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研究中,网络社会的权力被进一步区分为四种类型:准入权、规范权、内控权和网络建构权。[29]但对于饭圈这样的社交群体,单纯依此划分显得过于粗略,因这四种权力的认定还局限于技术变革框定影响的范畴,无法全面展现亚文化社群基于自我意识、目标策略所展现的行动自由及力度。与技术赋权并行的是,饭圈组织所掌控的文化权力存在着双向性:一方面,权力对内表现为规则的强制性、主导性;另一方面,权力对外表现为文化意识的对抗性。而不管指向哪个方向,权力强制力皆源自于“爱”。因为守护爱的价值,粉丝们可以摆开大规模联盟阵形;因为拥有爱的执着,自组织可能迸发出对抗性冲力;因为爱的不容置疑,原本平静的社交圈子或可瞬间燃起“火焰战”。[30]

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有生理、安全、爱、尊重等需求,自我实现居于需求的最高层次。[31]饭圈将爱的情感投射于偶像之上,因偶像满足了他们的多种诉求——如理解、爱、尊重。爱偶像代表着他们对青春价值的肯定:爱美、好玩、励志。爱偶像填补了他们对梦中伴侣求之不得的缺失。爱偶像更传递出他们达成目标、实现自我的渴望。深入探究这种执爱的原动力,“自恋性自我映射”(narcissistic self-reflection)理论可以打开一扇理解的天窗。历史学家拉什(Christopher Lasch)指出,消费主义催生自恋文化,其重要支撑就是媒介和粉丝。桑德沃斯(Cornel Sandvoss)进一步认为,在自恋心理之下,粉丝对于对象会产生“自恋性自我映射”,通过寻找共同点,他们会把自身的体貌特征、经历、价值信仰投射到对象身上,对象因此成了自我的延伸。一方面,消费为自我认同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符号资源;另一方面,消费又将自我整合进经济、社会和文化主导的秩序中。[32]

不仅如此,亚文化成员借助组织、借力算法技术相互辨认、相互学习、相互补充,更可快速产生有效的自我引导,领悟到自我类群体的强大。这样一来,社交中的自我便充满乐趣——既拥有影响他人行为、制造事件的能力,又能够让成员摆脱作为个体的孤独无力。于是,“爱”的自组织成就了青春梦想,怂恿着文化个体如飞蛾一般扑向饭圈。

结语:一种亚文化的高光时刻

上述种种表明,饭圈文化虽以不断攀升的人群数量和影响力左右着青少年的社交生活,但却始终蔓生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没有改变粉丝群体标榜先锋的亚文化底色:饭圈文化经历了从线下到线上、从个体到群体、从个人行为选择到平台事件运作的历程,却仍未脱离象征性民主参与的状态;这一文化形成了严密的“爱”的自组织结构,发挥出有限权力的强制力,但其内部决策权、所有权、控制权仍然旁落,娱乐资本的主导地位并未改观。

然而,即便如此,近年来另一种现象还是格外引人注目。2019年8月,一个喧嚷香港独立、抹黑中国的海外论坛,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被饭圈女孩刷了5万多个回击帖,饭圈女孩联盟为共同的爱豆“阿中”(即中国)打响了舆论保卫战。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平台上,她们列数据、做动漫、写文案、上视频,摆事实讲道理,分工合作表达爱国立场,为当代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表达积累了独特的文化经验。

多方联动形成合力,饭圈也成为参与社会行动的一支重要力量。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饭圈组织及个人自发捐款捐物,在公益领域发挥作用。“FUNJI粉丝团抗疫公益行动记录”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29日,饭圈为疫情捐款超800万元,捐口罩超100万只,还捐助其他医用物资及生理用品。[33]在共同完成一件件大事的过程中,饭圈成员“获得了集体组织的安全感和力量感,也从中获得了日常生活难以企及的使命感和崇高感”。[34]

参与社会治理行动的高效运作,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饭圈文化理性发展的现实,这启发我们作出如下的憧憬——如果一种亚文化不仅拥有它独特的话语表达和行为风格,还具有吸纳和形塑更广泛社会群体的理性、规则,以及实现共同价值目标的资源与能力,那它便不再是“从大众文化攫取、借用的残留物”,[35]就真正拥有了打造社会生活的实力,进而,必然迎来步入主流文化的高光时刻。

注释

[1][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文化差异》,杨俊杰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2]刘继林:《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及“关键词”研究给予中国的意义》,《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3]Gordon, M., "The Concept of the Subculture and Its Application", Social Forces, 1947(1).

[4]参见[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郑熙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5]Price, L.; Robinson L., "'Being in a Knowledge Space': 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Cult Media Fan Communiti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16(7).

[6]参见《刘忠德批评超女语录》,新浪网,http://ent.sina.com.cn,2006年5月3日更新;《超女粉丝偶像情结之批判》 百度贴吧,https://tieba.baidu.com/p/125448192?red_tag=1965194535,2006年8月20日更新。

[7]胡岑岑:《从“追星族”到“饭圈”》,《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

[8]Fiske, J.,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andom,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30-49.

[9]Hebdige, D.,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Critical Quarterly, 1995(6)

[10]Jenkins, H.,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45.

[11][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这屋里有粉丝吗?——粉都的情感感受力》,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4~136页。

[12]徐甜:《我国饭圈亚文化现象的危害及其引导路径》,《新媒体研究》,2020年第8期。

[13]杨玲:《西方消费理论视野中的粉丝文化研究》,《长江学术》,2011年第1期。

[14]刘迅、张喻萱:《国内“饭圈”的自我建构及功能价值分析》,《四川戏剧》,2020年第3期。

[15]袁志香:《“饭圈文化”下青年主体意识的建构》,《人民论坛》,2020年5月中。

[16]Jenkins, H., Convergence Cultur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31.

[17]Tapscott, D.; Williams, A., 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New York: Penguin, 2007, p. 15.

[18]Shirky, C., Cognitive Surplus: How Technology Makes Consumers into Collaborators, London: Penguin, 2011, p. 27.

[19][美]罗伯特·A.达尔:《论政治平等》,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

[20]参见[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21]仇玉娟:《饭圈文化:传播学视角下的粉丝文化2.0》,《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20年第8期。

[22]《微博发布2019年第一季度财报》,新浪游戏,http://games.sina.com.cn/y/n/2019-05-23/hvhiews4076886.shtml,2019年5月23日。

[23][25]孙翼飞:《流量时代下的饭圈KPI》,《新金融观察》,2019年7月29日。

[24]《羊村粉丝公约》,虎扑网,https://bbs.hupu.com/36035612.html,2020年6月17日。

[26]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926.

[27]Giddens, A.,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p. 7.

[28]Habermas, J.,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87.

[29]Manuel Castells,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3-47.

[30][31]孟威:《网络互动——意义诠释与规则探讨》,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147、156页。

[32]Sandvoss, C., Fans: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pp. 95-109, pp. 113-114, pp. 154-165.

[33]《当饭圈女孩冲上抗疫场》,澎湃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46110,2020年3月23日。

[34]陈丽琴:《饭圈女孩“进化”的行动逻辑与“共意”建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3期。

[35][美]亨利·詹金斯:《大众文化:粉丝、盗猎者、游牧民——德塞都的大众文化审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孟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学研究室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网络新媒体及其社会影响、舆论、媒介伦理、素养、媒体融合。主要著作有《网络互动:意义诠释与规则探讨》《媒介伦理的道德论据》《传播实践与思考》等。

责 编/肖晗题

[责任编辑: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