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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几个问题

作者: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研究员

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中央有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对于制定好、实施好“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  

构建发展新格局的立足点,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冷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

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在政治上放弃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转向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印度、巴西等国逐步削减贸易保护,从“进口替代”逐步转向“出口导向”。美苏两国主导的“两极世界”演变成了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化”世界。全球化大市场的形成,使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备资源成为可能,由此迎来了全球化2.0时代。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如信息通讯技术革命)、交通通讯条件改善(如航空、海运条件改善)、管理理论创新(如价值链管理、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的流行)等因素的共同驱动下,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剥离非核心业务,把标准化的、盈利水平较低的生产和经营环节转移到国外,从而形成了“发达工业国-新兴经济体-传统发展中国家”的梯度国际分工格局:

发达工业国家以美国、日本、韩国、欧盟国家为代表。面对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发展的机遇,上述国家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直接投资,使国内生产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生产活动上。特别是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发展成为世界产业基础设施和产业标准的提供者、世界安全秩序的重要维护者。特殊的垄断地位,使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了10%左右。

新兴经济体以中国、印度为代表。中国、印度积极承接跨国公司产能转移和业务外包,在大量增加就业的同时也加快了本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中国、印度的发展又带动了对石油、铁矿石等大宗产品的需求,为资源富集国家(如澳大利亚、巴西、OPEC国家等)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本地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的事实、跨国公司主导产业转移进程的事实,决定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上是相互补充、错位竞争的关系。

传统发展中国家在本轮全球化过程中处于边缘地带,受益相对有限。即便如此,面对新环境、新挑战和新机遇,这些国家也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为世界市场提供农产品、原材料、初级工业品、旅游服务等,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取得一定的进步。

上述经济秩序已面临严峻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分工格局逐渐发生了改变。从1990年到2010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80%下降到65.5%(按现值美元计算),其中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5.4%下降到22.7%;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则从20%上升到34.5%,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6.33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因此上升到9.2%(按现价美元计算),并在经济规模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迟迟难以走出泥潭;而中国却“与时俱进”地推出了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保稳定的措施,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态势的“此消彼长”,使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59.8%;而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则上升到16.3%(2019年)。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对既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带来了严重冲击:

首先,中国的崛起给发达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调整压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的崛起上。对发达经济体而言,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竞争力的显著提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中国经济的崛起,一方面带来了市场需求和发展机遇,使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企业)能够更充分地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面对中国产业的强势崛起,发达经济体的部分产业有可能会衰落,甚至走向消亡。中国向工业化国家阵营的跃升还显著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一方面,国际社会对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的需求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工业品和现代服务供给明显增加,价格也会随之被压低。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这些都意味着调整和改变的压力。

其次,中国的崛起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开展新一轮的“产业转移”。这就为部分发展中国家接续成为“新-新兴经济体”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出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发展中国家普遍经济体量小,社会结构脆弱。在国内外矛盾快速转换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将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以维护国家利益。

相关各方快速调整战略,世界正在加速洗牌

近年来,面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相关各方纷纷加快了战略调整步伐:

中国在中共十九大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战略判断,并在内政、外交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构想、战略和政策主张:具体如:“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战略方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分两阶段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等;这些新的构想、战略和政策,在塑造中国未来发展面貌的同时也将对世界格局演变产生深刻影响。

正是在各方力量快速重组、世界格局加速变革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5月14日首次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构想:“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起手势

积极推动深度合作,谨防“被世界孤立”

为了纠正对“新发展格局”的片面认识,国内权威学者、权威媒体已经密集发声,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应当看到,当今社会,“片板不许入海”,彻底与世隔绝的“闭关锁国”状态并不存在。由于国际经济交往的维度已经从商品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跨国投资、人员往来以及知识要素流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和外部世界存在着多层次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不同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上。要维持国际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在世界力量重组、国际规则重构过程中不被国际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牢牢把握“中国更需要世界”的基本判断,以切实行动“求同存异”,努力争取相对宽松的国际经济环境:

首先,要努力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应当摆脱政治正确的先验立场和脸谱化的分析方法,超越主义之争、民主专制之争,用当前国际上流行的公共治理理论框架、分析工具来解读中国成功的密码、分析中西方制度差异,引导世界主要力量在健康的轨道上开展竞争。

其次,要杜绝“零和”思维模式,加快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框架。未来一段时间,世界格局演变的趋势很可能是“一超多强共治”的局面。要积极探索建立中美关系新框架,明确双方核心利益,拓展合作领域与合作方式,不断巩固双方和平共处的基础。

再次,应区别对待,妥善处理与发达国家的矛盾。毋庸讳言,当前中美在经贸领域的诸多问题上存在争执。对于上述许多争执,许多发达国家也有同感。这反映了上述问题的普遍性。从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要求看,上述问题大多也是中国在发展中需要逐渐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提高行动自觉,通过加快改革步伐弥合中外分歧,同时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扫除障碍。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看到发达经济体之间立场的细微差别,加快与欧盟的相关谈判进程,并以此撬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良性互动进程。

最后,要坚持多边主义立场,谨防“去中国化”。“一超多强共治”局面要有效运转,多边合作机制是根本保障。目前,各方力量正在围绕全球治理、国际经贸规则进行激烈的争夺。我们要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带头维护国际机构的权威;要密切跟踪WTO改革进展动向,进一步明确国家立场,以必要的让步求得二十国集团最大的团结,推动WTO改革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巩固WTO作为国际经贸规则主渠道的地位;要积极参与、推动自贸区(自由投资协定)谈判,避免被一些大型自贸区(自由投资协定)排斥在外;要积极推动与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自贸区(自由投资协定)谈判,把南南合作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和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是有效衔接国内、国际循环的关键

随着一些国家出台措施限制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国内那些关键技术装备或核心零部件供应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陡然上升,部分企业甚至面临生产停顿、企业倒闭的现实可能。为了消除上述风险,推动用国内技术和产品替代进口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可以说,随着国务院下发通知,从财税、投融资、研发、知识产权、市场应用等多角度支持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发展;随着中国科学院宣布把“卡脖子”的设备清单转化为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布局,新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

“进口替代”战略的制度依托

“进口替代”贯彻的是政府意图,注定要由政府主导。但具体到不同国家,实施上述战略的制度安排则存在明显差异。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进口替代”的,其政策工具主要有提高进口关税、财政补贴、进口配额控制乃至骨干企业国有化等;而我国则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施“进口替代”的。那时虽然国家底子很薄,但由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企业根据政府计划组织生产,我国政府仍能够集中有限的资源,“举全国之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大协作”、“大会战”,从而如期完成国家重大项目(如研制“两弹一星”、建造核潜艇,建设大庆油田等)、实现了国家战略性发展目标。上述国家重大项目的组织和实施过程,也被形象地概括为“举国体制”。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举国体制”也逐步发展成为“新型举国体制”。随着政府大幅收缩直接协调资源配置活动的范围,人们在谈论“举国体制”时也往往把议题聚焦在重大政府项目上。这些项目通常具有如下两个突出特征:一是这些项目是由财政性资金支持的,属于政府性项目。以竞技体育为例,从各级集训中心的设立、专业运动员的筛选和训练、教练员工资津贴的发放都高度依赖财政性拨款的支持,甚至运动员、教练员退役后的工作安置也是在体制内解决;相应地,运动员、教练员才能够把“摘金夺银”、“为国争光”作为最主要的行为目标。二是这些项目在政府事务中处于“重中之重”,需要“优先予以保证”。具体如,“载人航天”、“卫星导航”涉及到国家安全,在大型体育赛事中摘取更多金牌关系到国家荣誉和国民自豪感,而举办大型会展(如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更是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在“新型举国体制”下,虽然项目的设立往往超出经济考虑,实施手段也经常超越经济手段,但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有关方面会尽可能尊重相关主体的正当经济利益。以“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为例。为了推动震后重建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不仅建立了“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对口援助机制,而且明确要求19个支援省份的支持力度连续三年不低于该省财力的1%。正是在巨额财力投入的支持下,再加上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各项对口援助项目才得以迅速启动,并最终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了灾区重建的艰巨任务。

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社会环境又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就是在全面反腐、强化党纪约束的基础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高践行“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而最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又从制度上、组织上为全面落实上述方针提供了组织保证。这些都显著提高了中央重大决策的动员和实施能力。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扶贫主体已不限于各级政府机关,扶贫资源投入也不仅限于财政性资金,帮扶方式更不仅限于经济手段。此外,由于“精准扶贫”已上升为“政治任务”,相关项目的推进突破了常规管理的限度,使“五加二”、“白加黑”成为了一线扶贫干部的常态。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党和政府更是发挥制度优势,采取了“最全面、最彻底、最严格”的防范应对措施:在全国严格控制人员流动的同时,集中全国医疗资源救援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市),从而一举控制住了疫情肆虐、蔓延的局面;在抗疫形势取得根本好转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又适时推动工作重心的转变,在防止“疫情反弹”的同时推动经济社会生活恢复正常。“精准扶贫”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鲜经验,为“新型举国体制”赋予了新的内涵。集中表现在:(1)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国家重大战略的参与主体不仅有政府机构,还有国有企业、大型私人企业、新闻媒体、社团组织等;(2)实施手段更加多样化。既有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也有政府行政命令、政策引导和公共资源的投入,还有舆论引导和道德指引(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公益)。这些新的内涵,使“新型举国体制”在现阶段拥有了远超过去的社会动员能力。

把“进口替代”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

在新时期推行“进口替代”战略,需要完善政策设计,把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经济体系整体效率的最大化:

首先,应系统评估风险,缩小“进口替代”战略的范围。应按照受负面冲击的可能性、影响程度(包括影响时间)等因素,全面评估国际环境变化对国内产业循环的影响,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受影响可能性较小、负面冲击也不高的产业,应放手由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只需加强监测即可;对于那些受影响范围较广、但影响程度相对有限的负面冲击,应坚持由企业(产业)自主应对、政府采取必要保障措施的原则。具体的保障措施包括:培育衍生品交易市场,提供风险对冲机制;推动原料来源多元化和出口市场多元化,分散地区或国家风险;加强重要物资的国际供应保障,完善重要物资的战略储备制度等。对于风险大、影响深远的外部冲击(如关键零部件的断供、关键技术“卡脖子”),才列为政府“进口替代”的范围。

其次,把“进口替代”的重点放在科技创新上。我国拥有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在此背景下我国仍受制于外部制约,其根源不在“不会制造”,而在“造不出来”。因此,应把政府支持的重点放到教育、科技和研发上。从国际经验看,对教育、科技、共性技术研发等活动提供支持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的做法,并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相反,用政府采购、银行信贷、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支持特定产业发展,则往往会导致国际社会对“公平竞争”的质疑,为国内产品和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埋下隐患。特别是当前,在主要经济体围绕世界经贸规则展开激烈争夺的关键时刻,我们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再次,调动政府、企业、社会三方积极性,提高行动能力。要根据不同产业的具体情况,科学规划各重点领域的发展目标、技术路线图和时间表,为全社会提供行动指南。要摒弃“全能政府”的思维模式,把政府角色限定在有相应财力保障且能发挥政府优势的领域。要充分尊重企业、研究机构的主体地位,把政府引导与调动企业、研究机构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要加大政府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共性技术研发、新产品试制领域的支持力度,在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企业联盟在重大技术研发、产业标准制定、协调全产业链技术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专业技术团体的沟通协调职能,形成全社会合力,加快产业技术创新的步伐。

充分发掘内部潜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

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明显增加,我们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能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挖掘内部潜力,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顺应发展趋势,拓展发展空间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努力方向,就是在前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到2035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需要牢牢把握如下发展方向:

一是迎接“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把第三产业作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主战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就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9年已达到53.9%,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也将于2020年前后达到50%左右。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超过“半壁江山”的客观事实,决定了今后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增加就业惠民生,我们都必须把第三产业作为主战场。我们要以构建竞争开放的市场格局为抓手,加快发展服务业,推动中国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

二是深入推进工业化,提升制造业水平。服务业的发展是制造业升级、社会分工深入发展的结果。近年来,政府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重大装备自主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效。与此同时,突破国外“卡脖子”技术的制约、维护民族产业利益,也对国内产业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后一段时期,要以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5G通讯为抓手,追赶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要深入推进“互联网+”,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路子,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小微企业服务网络,全面提升制造业水平。

三是加快新型城市化,补齐“城市化”发展的短板。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而户籍城市化进程更远远落后于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步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势:大城市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城市群、都市圈成为新的发展潮流。要按照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的思路,引导各城市找准各自定位,明确主导产业,改善营商环境,做大做强城市产业集群;要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跨区互认,促进城市间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城市群良性互动发展。

四是要聚焦“三农”,加快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三农”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副产品”,也是检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否完成的试金石。要抓住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的难得机遇,加快农村承包土地流转,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工人”,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要稳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不断做实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村社区服务的制度基础;要增加政府投入,因地制宜推动农村改造,提升农村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条件;要加快农民养老主要由家庭保障向主要由社会保障转型,消除农村老年贫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消除堵点和难点,畅通国内经济循环

一是畅通企业成长通道,激活新旧更替循环

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学依据,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在劳动人口既定甚至逐年下降的背景下推动经济增长,就只能在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需要聚焦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两个环节,进一步疏通涵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成长通道,为“破坏式创新”、盘活存量资源创造外部条件。

从市场准入的角度看,要进一步厘清政企关系,切实履行政府监管义务,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企业创造法治、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要坚持内资外资平等对待,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严格履行市场开放的承诺;要加强法律保护,保障民营资本公平使用基础设施的权利;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康发展,推动不同所有制合作共赢;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通过国有资本优化重组,推动所有制结构布局梯度优化,为民营资本创造更多发展空间。从市场退出的角度看,则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鼓励企业资产交易和资本运作;要加快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处置和损失核销工作,加快处置“僵尸企业”;要加强债权人委员会的权力,提高企业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的灵活性;要制订出台《个人破产法》,解除投资者个人承担的无限偿债责任。

二是要消除人员流动的障碍,激活城乡经济循环

着力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加快城市外来人口落户步伐。各级城市要转变发展观念,把吸引外来人口作为实施“人才战略”的重要抓手。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义务教育、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再就业培训等领域实现对外来人口的全覆盖;要提高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保障制度的衔接与可转换性,便利人员跨地区、跨部门流动;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把外来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引导其在工作城市安居乐业。

引导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要引导人才、资金向农村流动,用现代经营理念改造传统产业。要充分发掘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的潜力,有序推动村庄整治,提升农村社区服务水平。城郊农村、部分乡村要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等产业。对于集体所有的房屋,更可以探索引入长期租赁、分时度假乃至有条件“产权出售”等方式,吸引部分城市居民到乡村休闲、生活。当前,全国各地正在集中整治违章建筑。对于手续齐备的“小产权房”,应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予以承认;对于存在手续欠缺的“小产权房”,应采取妥善的补救措施,避免简单粗暴的“一推了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城市居民的信心,调动其下乡生活、居住的积极性。

三是推动发展成果共享,激活生产消费循环

完善企业制度,提高职工地位。要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增加工人代表在董事会、监事会的话语权,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要推动实行集体工资谈判制度,改变员工相对于企业的弱势地位;要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障职工收入随企业效益提高而持续增长;要加强对灵活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

完善收入分配,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要聚焦1%高收入人群,加强所得税执法,打击逃税、避税行为;要积极推动遗产税立法,发挥遗产税的调节功能;要全面清理、大幅缩减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把财政资金更多用于增加提供公共服务。据统计,我国尚有近六亿人月收入仅千元。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其中有很多是老人。要显著改善这些人的生活水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养老、医疗保障制度、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安全网”的兜底作用。

四是破除物流、园区壁垒,打通供需循环

消除涉外经济区与国内市场的制度落差,推动国内、国外市场的有机衔接。国际环境的变化给保税区、加工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风险。应当看到,“放管服”改革的理念和改革措施与上述园区的管理理念和政策基本是相同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实现程度和政策优惠力度的不同。应该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分类监管,加快推广复制保税区、加工区、自贸试验区成功经验的步伐,逐步拆除有形的物理障碍,使出口企业的产品能够便利地在国内销售,内贸企业的产品能够便利地销往国际市场。

加快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消除市场供需障碍。要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要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推进物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发展;推动商贸流通设施的改造升级,加快建设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立完善应急物资的储备和流通体系。不断提高流通效率,更好地促进产需衔接和消费结构升级。

化解和消除风险,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自出现“三期叠加”、步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就面临增速下调、结构升级步伐加快、风险因素暴露增加的挑战。党中央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成立了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十九大后又升格为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从最高决策层面统筹、协调风险防范和风险化解工作。在工作思路上,更是总结多年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经验,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方针,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走向深入。近年来,在防控“地方债”风险、处置“僵尸企业”、处置互联网金融、应对股市“大起大落”、处置“影子银行”风险以及协调个别企业、银行有序破产清算等方面,我国均取得显著进展,有力地维护了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仍将面临较高的风险。我们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定期开展系统性的风险评估,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主动出击,通过稳固能源、原材料供应,建立完善价格风险对冲机制,减少关键技术对国外的依赖,助力企业业务转型等举措,“化大风险为小风险”,以小风险的有序释放代替系统性风险的集中释放,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责任编辑: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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