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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方向性困惑与不确定性焦虑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陷入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难民危机考验了欧洲自认为很重要的一系列价值。欧盟成员各国不但当前面临很多棘手挑战,对未来发展也很迷茫,不知方向所在。法德轴心未能提出激励大家勇于闯关的一体化深化方案。欧洲一体化下一步走向哪里,内部共识凝聚非常艰难,而分散化的挑战则越来越难以应对。欧盟与一些东欧成员国产生了价值上的根本性分歧,英国“脱欧”开启了逆欧洲一体化的模式,欧洲一体化的不确定性加剧。欧洲对外关系也面临多方考验,美国成了欧洲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欧俄关系地缘竞争化,中东又成为大国竞逐的中心,欧洲在这两个地域都明显呈现战略能力不足。

【关键词】欧盟  欧洲一体化  价值困惑  制度危机  地缘政治危机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6.001

 

参加完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写了篇手札《在达沃斯20年从没见过达沃斯是如此焦虑和不安》,指出今年的会议普遍焦虑,整体情绪不安,“一切都在变化,四处弥漫着不确定性,2019年好像正孕育着什么,好像又不明确”。[1]达沃斯可以说是欧洲情绪的晴雨表,当前的欧洲也深陷普遍的不安和焦虑,欧洲所熟悉的秩序和价值已荣光不再,自信流失,与此同时,对于未来会怎么样,应该朝什么方向走,欧洲很迷茫,不知所措。可以说欧洲陷入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虽然没有大的战争与动荡,也没有其他特别重大的事情发生,但总觉得处处不对劲,处处存在问题,同时又不确定问题的性质、根源,更不用说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里,说欧洲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并不为过,因为这次挑战是综合的,从内政到外交,从经济到社会,从制度到文化,无不陷入其中;还因为这次挑战让人觉得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找不到出路,似乎唯有等待各种利好因素一并出现,才能挺过这一难关。

纵观近些年来欧洲遇到的各种问题,非法移民、一体化、对外关系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其面临的诸多挑战,它们表现出来的是某一方面的问题,但表面之下却与其他许多问题有关,也牵动了其他问题的爆发。

非法移民折射欧洲价值困惑

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欧洲,给欧洲的应对、安置和处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这说明欧洲所信奉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并没有被认同,也没能取得原本所预期的效果,还连带引发了许多相关社会问题。

欧洲曾把自己界定为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认为欧洲的力量来自于其吸引人的价值规范,与美国军事强权不同,吸引他国追随、效仿是欧洲力量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不过,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引以为自豪的价值不仅没有照亮别人,反而点燃了自己。

在2005年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大后,欧盟强化了雄心勃勃的邻国计划,把邻近区域作为欧洲规范性力量展示的优先对象。可是,就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一周年之际,阿拉伯之春在地中海南岸爆发。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了蔓延全国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动乱迅速向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蔓延,席卷阿拉伯世界;利比亚战争从2011年3月到10月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在北非地区撕开了一个严重的伤口;中东地区的也门、叙利亚、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也陷入了严重的国内动荡。欧盟东部的乌克兰危机在2013年爆发,欧洲的周边地区成了一个动荡带。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强势反击,这个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也就转变成了地缘政治危机,欧洲的周边地区也因此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破碎带。

在应对周边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上,欧洲显然高估了自己,把干涉周边区域的动荡作为展示其规范性力量的机会和舞台。在利比亚危机中,英国和法国冲在最前面,在没有形成统一的欧盟立场情况下就采取军事行动,并希望欧盟能够为其行动背书,甚至承担成本。在对利比亚制裁和建立禁飞区的问题上,英法一开始希望推动欧盟外长理事会,在没有获得结果的情况下他们又转向联合国安理会,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相关的决议后欧盟开始跟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1970号决议明确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禁止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及其家庭主要成员出国旅行,并冻结卡扎菲及相关主要人员的海外资产。跟随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声明并促成欧盟层面通过了对利比亚的制裁。之后,在法国的促使下,欧盟又接受了利比亚反对方“过渡委员会”参与国际会议,率先承认了反对派的国际代表合法性。

这种肆意干涉邻国政治的直接后果是,欧洲自己为此付出了代价。当然,并非所有周边地缘政治危机都是欧洲自己制造的,在不少邻国问题中,欧洲自己也成了受害者,但问题在于欧洲即使不是自己制造,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和支持了这种政治干预模式,即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政府的反对派,外交承认所谓的民选代表,煽动社会力量反对现政府,甚至不惜武力干涉,在邻国的武装冲突中出兵支持其扶持的力量。让问题更为持久的是,反对派在外部力量的干预支持下有能力推翻现政府,却没有能力在其国家建立良好的治理。而对于欧洲来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是,难民危机最终在2015年大规模爆发。

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的国内冲突,再加上“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在当地的猖獗是难民潮开始形成的源头,而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无论是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盘算,还是对欧洲作为人间天堂的自我价值标榜,其张开双臂欢迎难民的政策也加速和助长了难民危机的形成。在2015年难民潮的最高时期,全年据统计有100万非法难民到达欧洲。在发觉到达欧洲的难民不但无法快速融入欧洲社会,还造成了社会问题后,舆论风向很快翻转,难民从受欢迎变成了造成危机的欧洲问题。

难民危机给欧洲造成的困惑是,欧洲输出的价值和模式不但未能在当地建立良好的治理,反而因社会动乱和国家权力真空造成了当地人民的流离失所,涌向欧洲,而且还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提供了渗透的缝隙。到达欧洲的难民,要安顿下来也面临非常大的困难。面对难民危机,欧洲的多元、包容价值同样经历着拷问。欧洲难民到达欧洲后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德国2016年密集发生多起难民暴力袭击事件和性侵,2018年底,4名喝了酒的难民青少年在巴伐利亚东部小镇安贝格袭击路人,造成12人受伤。欧洲对这些问题的反应也揭示,欧洲追求的多元包容价值是在其融合同化下的多元包容,在融合挫败的情况下,多元的存在不仅无法获得包容,反而激起了社会的仇外和排外情绪,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欧洲的民粹主义。[2]成也难民,败也难民,一度被难民视作心中最受爱戴的“妈妈”默克尔,也向国内政治妥协,难民政策成了其政治生命(战后德国历史上最长)走向黯淡的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

难民危机也变成了考验欧洲团结互助的试金石。根据《都柏林公约》规定,寻求庇护者第一个登陆的地方,应该提供庇护,但由于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第一个接收难民的国家的做法是把大批难民运送到邻国边境,让他们进入第二国、第三国,致使以自由流动为傲的欧盟重新竖起了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边境墙。在有的成员国张开双臂欢迎难民时,有的成员国坚决拒绝难民安置配额分配,致使欧盟统一的难民接收方案难以执行。欧盟也难以投入资金资助面临难民登陆最前沿的国家提高应对能力,成员国互相批评,法国和意大利因此而陷入关系危机,法国批评意大利对非法移民关闭港口,遭到意大利多名领导人对法国国内政策的批评,这又导致法国二战结束以来历史上首次召回其驻意大利大使,以示抗议。[3]

非法移民的到来及其所造成的一些问题,也引起欧洲对整个移民问题的反思,其中最为让欧洲人产生失败感的是,欧洲在移民的文化融合上做得非常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移民问题加上经济增长乏力,欧洲社会分裂加深。由此,一系列连带问题产生,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上升,民族主义政党在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执政。欧洲还陷入了一种新型恐怖主义的挑战,那就是“独狼”式恐怖袭击。“独狼”袭击一般由接受极端思想影响的恐怖分子所为,也有一些袭击者是出于对社会的仇恨。2016年,欧盟成员国中发生受极端思想影响的恐怖袭击13起,造成135人死亡,2017年33起,62人死亡。[4]而据欧洲刑警组织的报告,2016年欧盟成员国共发生恐怖袭击47起,可见这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因为受了极端思想影响而发动的恐怖袭击,这在欧洲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反映了欧洲社会面临的危机之深。

经济困难和贫富分化拉大加深了欧洲的社会危机,近来法国爆发的“黄背心”运动,可以说是社会问题累积的一次集中式爆发。2018年11月17日,28万法国民众身穿“黄背心”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之后每个周末抗议活动不断,因为一些极左、极右阵营和暴力团伙成员加入,有的示威升级为打砸抢和放火骚乱。运动的起因是法国政府宣布从2019年起汽油税每升加征0.02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0.22元),柴油每升加征0.065欧元(相当于人民币0.5元),万万没想到这几毛钱的税收加征竟点燃了法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社会抗议运动。

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难是主因,对于运动的爆发国法国,经济不仅未能回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反而国内生产总值有所缩水。2007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是2.66万亿美元左右,而2017年只有2.58万亿美元左右,被印度超越。制造业的严重空心化被认为是经济恢复难的重要因素,法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只有10%,比美国还低。显然,民众很难再看到政府在这方面有大的作为,而在应对气候变化名义下加征燃油税只会增加民众经济负担,降低制造业竞争力。

与此同时,政府推动的税收改革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2017年5月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废除了前任奥朗德的巨富税,改为对不动产征税,把金融资产排除在外,这大大减少了富人的税收。相比之下,普通民众成了经济萧条主要的受害者,小幅的税收增加虽然不会造成大的经济负担,但对于普遍民众来说就是税收增加的直接承受群体。

除了经济的根源,“黄背心”运动还反映了欧洲社会更深的制度危机。在运动爆发之初,政府居然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而在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压力下,政府被迫取消加征税收的决定,但运动并未因此而平复,这说明加税也仅仅是个问题爆发的导火索,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广泛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却没有相应的制度化表达机制,民众只能选择在一定的机会下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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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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