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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难题能否解开?

核心提示: 自由与富强始终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和经历的实践常常使自由与富强成为两难选择。 在个人自由和国家建构这对关系上,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顾此失彼,左右支绌。在今天大国崛起的背景下,我们又该如何思考这一问题? 近日,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教授高力克、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张旭昆做客杭州枫林晚书店,分别从政治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阐述东西方在“自由与富强”这一主题下产生的思想遗产以及遗留难题。

高力克

自由与国家,我称它为悖论式的两个主题。在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两者也有很大的争议;在中国百年政治思想史上,到现在还是一个难题。我们说当代中国思想界严重分裂,主要两大思潮就是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

从1990年代开始,我们就看到邓正来发起的一个市民社会讨论,然后是王绍光、胡鞍钢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这就是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话语。到了2010年,知识界出了一个现象。北京一位鲁迅研究者叫摩罗,以前一直都是精神界战士、思想上的鲁迅传人。他在2010年突然出了一本书叫《中国站起来》,批判他以前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等,批判“五四”先贤为洋奴。这本书出来以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以前的自由派朋友纷纷跟他断交。这本书在新浪上网民读者的评论,0到5分的评价,打0分和打5分的读者对半。这就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现象。

到了本世纪,美国有位学者叫弗朗西斯·福山,出现了“福山现象”,可以说他是左右逢源、政学通吃的唯一的这么一个人物。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福山一系列的作品,清华大学刘瑜女士亲自给每一本书写序,推荐福山的作品。我们知道,福山是1980年代的“历史终结论”的作者。最近,他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他把现代政治秩序概括为三大组件: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

福山的思想发展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说他变了,有人说他宗旨没有变、自由主义的底子没有变。但是很显然,他在这本书里把公元前221年的秦王朝归结为国家的起源,法治起源是公元11世纪天主教的宗教革命,那么负责制的政府出现是英国“光荣革命”的后果。“光荣革命”的英国是把三大要素完美结合的第一个国家。

福山认为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秩序应该三大组件都要具备。那么他对中国的说法是,中国过去有优良的中央集权、官僚制政府的传统,但是国家过于强大,压抑了法治和民主的产生。他的书可以说比较全面,都说到了,把中国的强国家传统纳为现代政治秩序的第一大要件。所以我们看到,福山每年都要到中国来。去年,他来见了一些政要,然后清华大学举办了一个福山对话,对话者不是清华大学的刘瑜,而是汪晖、崔之元等新左派人物。也就是说,福山的思想既受刘瑜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欢迎,也受到国家主义者或是新左派的欢迎;既受到学界学者的关注,又受到政界的关注。而福山讲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一个自由和国家的关系。

最近我还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才俊周濂写了一篇文章,谈论个人自由与大国崛起。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的《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把这个讨论挑明了:韦伯究竟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作者蒙森的观点是,韦伯是自由主义者,也是国家主义者。前两天有位台湾教授写了一个序,周濂去跟他讨论,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当代自由主义如何自处的存在论的问题,一个根本问题是自由主义如何回应大国崛起的语境。那么德国是有教训可供借鉴的。韦伯的问题其实也是日本的问题,福泽谕吉就是这样,一方面鼓吹个人独立,一方面鼓吹富国强兵、脱亚入欧。福泽谕吉晚年也是非常国家主义,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打赢以后,福泽谕吉也是老泪纵横,他晚年完全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百年中国一直没有解开的结。到今天我们大国崛起,个人自由的问题始终是我们发展主要的诉求。现在知识界的分裂,比如经济学界的茅于轼先生反复讲的就是右翼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左派对茅先生有很多攻击。还有前不久不幸去世的大使吴建民,人去世了网上还吵成一片……这都说明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是做晚清民国思想史的,我最近出版的这本《自由与国家》的问题意识就来自:自由和国家的两难选择在我们百年知识分子史上一直是个艰难的过程。

比如被誉为“中国启蒙之父”的严复。严复最早是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提出学习西方,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自由为主,民主为用。严复发现了英国富强的根源是自由,严复是《国富论》的译者,在翻译《国富论》的时候他强调英国的繁荣是经济自由带来的。所以严复早期的起源思想看起来比较简单,他认为自由和富强是以英国为例,自由是富强之道。他当时思考的自由,一方面是西方自由为体,西方文明为用,西方最根本、最本质的要素是自由;但另外一方面,严复是用一种工具角度来看自由,他认为自由可以带来富强繁荣,在亚当·斯密的理论里,经济自由会导致国家的繁荣。

严复后来的思想比较复杂。他后来翻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发现自由是具有历史性的。为什么英国自由冠绝天下?他说因为英国是岛国,只要有海军就可以高枕无忧,国家安全是自由的根本基础。美国为什么自由呢?美国是一个大的海岛,美国两边是大西洋、太平洋,北边加拿大也是不设防的,基本上只和南边墨西哥之间有一点边境,所以美国事实上是一个大岛。于是严复发现,岛国没有国家安全问题,所以自由多。而德国为什么以兵立国,因为它是欧洲大国,地处战略要冲,四面都是敌人,所以德国要以兵立国。严复认为军队是自由的敌人,尤其是陆军常备军是自由的敌人,孟德斯鸠他们都看到了海军是自由之友,因为是与海航贸易相联系的,而陆军是自由的敌人。所以严复发现,英国和美国以自由立国,德国是以兵立国,以兵立国,自由就少了,他认为是地理环境使然。因此严复非常反对梁启超说的,盎格鲁-撒克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以民族性来肯定英美的富强和发达,严复认为这个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严复发现了在自由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国家主义的反自由道路——也能使国家富强,就是德国的道路。他认为英美法是先自由后富强或由自由而富强,德国是先强后富。所以这么一来,自由是不是普世价值,是不是德国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在严复那边已经有两条道路了。

那么严复又提出一个问题:日本的地理环境和英国相似的,是一个岛国,号称“东方不列颠”,为什么日本的改革不学英国道路而要学德国道路?严复的回答是,学英国就不能富强。所以后期严复认识到一个问题,即后发展政治的复杂性。英国当时很简单,由自由而富强,自由和富强这两个问题不成问题。到了中国、德国、日本就复杂了,自由和富强两者是冲突的。所以严复提出,在内忧外患的中国,首要的问题是国土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这跟他1895年提出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有了不同,开始对自由的问题有点犹豫。史华慈认为严复在翻译《自由论》的时候,把自由作为一个富强的工具,没有提升自由的内在价值。而北京大学李强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严复对《自由论》的翻译是非常准确的,是看到了内在价值的。我则认为严复两者都有,工具性的自由观也有,内在价值的自由观也有。

到了梁启超,梁启超也是这样,他的《新民说》提出来要学盎格鲁-撒克逊,认为这是最优秀的民族,他把欧洲的民族都排了一遍,讲了盎格鲁-撒克逊有八点优点。然后是“新民”,要学盎格鲁-撒克逊养成公民人格。所以梁启超对自由的看法是,自由是欧美立国之本,是世界之公理。梁启超明确讲自由具有普世价值。我们都知道他到北美去游历了一番,回来思想一下子就保守了。特别是去了旧金山,发现中国华人完全是一盘散沙,他非常感慨几万人的旧金山中国城,而且差不多有两三代中国移民了,他们在最自由的国家,可政治模式要么是寡头专制,要么是暴民政治。而英国人在上海4000人的租界俨然一个小国,秩序井然。所以他回来就认为中国人政治能力是不合格的,中国要搞30年、50年的开明专政,才可以搞宪政。梁启超从自由主义,后来转向了国家主义。梁启超被称为“国家主义”之父。

再接下来就是孙中山,发现英美法的民主政治缺乏政治效能,政治效能最强的国家是德国。他发现自由民主政治和威权政治,两者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很弱,而国家能力强的国家往往反民主。所以孙中山思考的是要建一个新型民主政治,这就是所谓的民主的万能政府。我们今天建的是全能政府,他要建万能政府,他要把英美和德国的结合起来,他是这么一个思考。

接下来自由主义的代表是胡适。胡适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相当犹豫。我写了胡适和徐志摩的苏俄之争。徐志摩1925年到莫斯科待了几天,之前因为徐志摩受到罗素的影响一度是“左”倾的,到了苏联却以后非常失望。徐志摩觉得苏联制度没有个人自由。所以他的苏俄梦就破产了。第二年,1926年,胡适是庚子赔款中国委员,也去莫斯科待了三天,胡适回来就对苏联极力赞美。他认为苏联正在进行一个伟大的政治实验,他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所以不能否定这样的实验,他回来讲,中国不能学英国和美国,要学德国和日本,他对苏联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它的理想主义和有计划性。对胡适的左转,当时很多中国共产主义者很欣慰,包括李大钊提出了要回国的时候还是从苏联回来,不要往美国走。结果胡适从美国走了,到了美国思想又转变了,所以李大钊很失望。

所以胡适对苏联的观感,跟徐志摩有一个争论。胡适是站在中国国家建构的角度,肯定苏联的成就,他比照的是北洋政府的腐败、软弱无力,因此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没有什么政治关切,他考虑的是个人自由,所以他对苏联非常讨厌。这是一个小插曲。到了1935年,《独立评论》杂志社,有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独立评论》是胡适、蒋廷黻、丁文江三个英美派教授发起的。众所周知,1935年,苏联崛起,德国、意大利崛起,也就是说左右的新极权主义崛起。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来,中国应该搞新独裁主义,不要学西方搞民主政治,胡适力挽狂澜为民主辩护。他们这一波教授里,胡适在1935年成为少数派,其余都是受到了极权主义的诱惑。从中可以看出,这也是胡适一左一右的摇摆,也是在个人自由和国家富强上有这么一个左右摇摆、一个困境。

然后我再讲到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就是林同济、雷海宗,他们思想资源基本上就是德国。我就是从“战国策派”一直追溯到梁启超推介的德国伯伦知理,后来“醒世派”的思想资源则是德国的费希特、瓦格纳以及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等等。“战国策派”,也是用德国的资源来思考中国问题,就是尼采、康德,还有狂飙突进派的思潮。

所以在个人自由和国家建构这个问题上,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这两个问题上走不出来,可以说是顾此失彼,左右支绌。所以我想思考的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思考这个百年难题,怎么破解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是大国崛起。许纪霖教授一直讲富强有两种,一种是文明的富强,一种是野蛮的富强。野蛮富强是指德国、日本,这是非常危险的道路。自由和国家在英国美国没有问题,两者虽有矛盾,但基本是辩证、良性的关系。到了德国、日本等后发展政治当中,两者变成一个悖论。我觉得随着市场经济的腾飞,市民社会的成熟,法制社会的健全,中国还是可以迎来自由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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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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