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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只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成果,它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去、现在的链条上创造出来的,并具有明显的未来指向,代表了中国21世纪发展的新文化、新理念。我们只有立足于这一高度,才能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容,并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建设文明的中国。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开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这一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深刻的认识,就必须继承这一传统,联系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从中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新文化、新理念。概括地说,就是从哲学的视角,尤其是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研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应先于“行”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这些价值观划分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这一概括和区分明确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则。这一准则无疑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但是,从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看,要真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仅谈“行”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行”背后的“知”,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观念。人们只有充分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哲学观念,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则融入血液之中,变成自觉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应该先于“行”。

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的问题已经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在各种杂志报刊上、在国内相关的学术会议上、在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播电视中,学者们所讨论的、讲解的大多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的问题。那么,学术界为什么热衷于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的问题呢?除了“行”对“知”本身有着认识论需求,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这就是,不同学派和思潮都在争夺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思想变革运动的展开,中国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变革时代,一方面是原有的哲学传统,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等实现哲学观念的自我更新;另一方面是新思潮的不断出现,极大地冲击和改变了原有的哲学“版图”,以往那些以纯粹抽象概念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领域,如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等越来越边缘化,而那些以人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公平正义、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领域,如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学、生态哲学等发展起来,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当下中国哲学学术的主体话语。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变革,中国学者的学术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把自己的学术禁锢在书斋里,也不满足于在封闭的、狭隘的学术圈中发表观点,而是越来越关心社会,越来越热衷于发表关于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革的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参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尤其是希望通过阐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经济政策、治国理念和核心价值观而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发出声音。正是这样,每当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经济政策、治国理念和核心价值观时,他们都会积极主动地参与,或引入新的理论,或借助于国外的某一思潮,来评析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以此影响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对于我们党来说,要想掌握中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基本观点来阐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种经济政策、治国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在这种阐发中,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吸收其他思潮的合理思想,但更重要的,要有自己的根本立场和观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释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反思是关键

从中国现有的哲学理论构成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的选择,不仅仅是不同派别对哲学理论进行选择的问题,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自由主义思潮等理论之间作选择就完事了,而是要解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理论反思和选择的问题。相比之下,后者更为重要。因为中国学界,尤其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之所以要用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在理论上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面对这两个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常常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来解答。比如,有的学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来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有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一具体原理来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其中最典型的是用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原理来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概念,强调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观的哲学基础。这样一种阐释在原则上没有任何错误,但实际上并没有道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之理、中国之理。如此的论证,只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阐释成为一种空谈,既不能切实地解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的问题,当然也就更难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的问题了。由此可见,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就需要对用于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些学者之所以持有上述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理论空场,究其根源,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理论环节。我们知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凝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又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并在不断地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由于这双重的特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了联结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的理论中介,离开了这个中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问题,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脱离中国的社会实践,变得教条化。这一点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因此,我们要讲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揭示其所蕴含的中国之理,就必须选择和善于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历史地考察近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作用以及对于培育中国新文化、建设新的文明中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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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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